小的时候，记得妈妈有一对粗黑，油亮，过膝的长辫子。妈妈说，五十年代的年轻人都喜欢留长辫子还是凤毛麟角，少有的。因此，妈妈可爱她的长辫子了。直到有了我们兄妹三个，她都不舍得把那对辫子剪了。
妈妈的那对长辫子，人见人爱，曾经有人愿意出高价买妈妈的辫子。有一次，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愿以一部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换妈妈的辫子。这在六十年代初期，对上下要挤几次公共汽车的妈妈是多大的诱惑啊。可妈妈却斩钉截铁地对人说：“你就是拿一个金山来，我也不会换你的。”以后，爸爸常取笑妈妈有一对金辫子。
妈妈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下班回来，她总是把那两条常常的辫子用一条白色绣花的丝手帕往脑后一扎，就开始忙碌起我们的晚饭了。入夜，安顿好我们睡下后，她还坐在缝纫机旁为读小学的我赶制学校跳舞穿的花裙子。星期天，是妈妈难得的一个休息日，她总是早早起床，收拾好屋子，做好一家的早餐后哦，就用托人从乡下买来的茶仔饼烧水洗头，据说用这种水洗头有护发作用。然后，她在头发沙锅内抹上点儿头油，站在院子的阳光下，弯着腰，低着头，任那瀑布精巧的小木梳慢慢地梳着，理着。
可是，我最不西画的是，妈妈不给我梳一对象她那样的大辫子。而是给我在头顶沙锅内分个小歪桃，扎上个红头绳，然后，梳两个丫鬟卷分别盘在左右两边。每当这时，我总是撅着个小嘴，对妈妈手：“妈妈，你怎么不给我梳一对象您那样的大辫子呢？”妈妈总是笑咪咪地对我手：“丫头（我的小名）还是个小姑娘，梳两个大辫子显得老气。”说着，她把镜子拿给我，让我看她为我梳的头。
一九六六的初夏，春天残留下来的花朵落了一地。
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问哈大革命，在六月一号两报一刊社论联合发表了北梓的大字报后，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文革引向了高潮。狂喜的人们满街欢呼雀跃，一些工厂停了工了。学校全面地停课了。有一夜之间被从领导地位拉下来，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也有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司令的。有摇着红宝书哆哆嗦嗦跳着中字舞的；也有以抄毛主席诗词为名练字的。更有那从校门里走出来穿沙锅内绿军装，戴上红袖章，一马当先，冲锋在前的红卫兵，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满街地抄大字报，串联，批斗被揪出来的走资派，追着人们剪牛仔裤腿（一种很细腿的裤子），尤其是香港来的。
那时，我刚进初中，由于爷爷曾经是国民党军官，后来又被打成右派和历史反革命死在了监狱。爸爸也不得不停止了北京铁道学院的学习，被下放到广州机务段。我自然就成了黑七类，狗崽子。不许参加红卫兵，不许去串联，书没得念了，我这个逍遥派在家干什么呢？妈妈说；“你绣花吧。”她找出以前用过的绣花绷子，线和图样，教我绣花。可妈妈那些图样都是些才子佳人，龙凤牡丹什么的，这要-是给红卫兵知道了，不抄你的家才怪呢。后来，我想出了一个主意，当时人们流行绣毛主席像和“忠”字。我不但给弟妹的军书包上都绣了“忠”字，还为班里的同学绣。一个红卫兵头，说我表现好，就让我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实是看在我会弹琴，跳舞的份上。）
一天，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去参加一个广东省文艺界的批斗会。当我走进广东省越剧院的表演大厅时，台下已经黑压压地站了一群穿军装，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台上一个口沫四溅，手拿着红宝书的人在激昂地手着什么。说到激动处，还举起那本红宝书领着群众喊口号。台上被批斗的一溜站着四个人，有被涂得满手黑黑的大黑手，有挂着沉重的大木牌戴着高帽的走资派，还有一个脖子上挂着一对破鞋，头被剃成一半光头，一半留着长发的女人。这时，台下不知是谁领着喊起了口号：“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XXX！”啊，这时我才看清那个被剃了阴阳头的女人是著名的粤剧演员H女士！H女士的名字，在广州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许多老一辈的广州人都喜欢听她唱的《搜书院》，《昭君出塞》等名剧。她那天生的金嗓子，那字正腔圆的唱腔，倾倒多少粤剧迷。当年她是那样勇敢地抛弃香港的优越条件，回到祖国，为故乡的人们奉贤自己的才华，可这时她却成了反动权威，给剃了阴阳头，被人们强按着头往下低。还要勒令她每天顶着那个阴阳头在广州的大街上扫街。这是多大的耻辱啊，她能顶得住吗？那时的我，太小了，弄不懂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看着着个场面，我的心缩得紧紧的身上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手上拿着的那本红宝书怎么也举比起来。我突然想起了妈妈，想起另外妈妈那对长辫子。我恨不得飞快跑回家，看看妈妈的辫子是不是也被人剪掉了。可批斗会还没散，我怎么敢离开呢。
那天，妈妈的辫子没有被剪，那些日子里，爸爸老劝妈妈：“你还是自己把辫子剪了吧，免得被人家剪更难看。”可妈妈说：“我不剪，难道留头发也犯罪吗？”
就这样，我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度日子。终于有一天，天已经很晚了，按理妈妈早该下班了，可是她还没有回来。当时两派武斗很厉害，街上抓劳改犯的余音未了，一家人都在为妈妈担心着，尤其爸爸如坐针毡，正在我们兄妹三个跑到门口去迎接妈妈，可我们愣住了，妈妈的那对长辫子没有了，头顶沙锅内高低不平的短发散乱地披在肩上，扎在脖子里。我们冲上去，搂着妈妈大哭了起来。那天晚上，爸妈都没吃饭，我好歹哄着弟妹胡乱吃了点面条，就早早回到我们自己的房里睡觉了。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失眠了，怎么也睡不着，一闭眼睛就想起妈妈那对又黑又粗油亮的长辫子。我听到隔壁把妈的房间里传出来妈妈低低的哭泣声和爸爸的劝慰。。。。。。
那一年，妈妈刚三十二岁，那对十多年前，她跟爸爸，爷爷和奶奶从东北沈阳来到广州时就留着的长辫子被红卫兵当众剪了下来。这怎么能让她不伤心呢？
好多好多年后的一天，爸爸兴高采烈地拿着一奥博东西从外面回来，进门就对妈妈说：“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是茶仔饼！你洗头发用的。现在那狂热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你可以再留起你的辫子了。”可是妈妈拿着那包茶仔饼，摸着那一头短发，茫然地说：“都老了，还留什么辫子啊！”
